三

　　二十歲的我，是個剛剛讀完財會專業(yè)的女生。

　　我不知道十二歲的胡適，背誦抄寫的的是《新民說》、《天演論》、《群己權界論》。老師們出的作文題目是“論日本之所由強”和“言論自由”。

　　我抄在本子上的是，是大學政治經濟學課上的一二三四點的筆記，邊角上還抄著亦舒言情小說里的字句。

　　在采訪陳丹青離職事件時，他說：“我們的政治考試是反政治的，沒有人尊敬這個學科。”年青人，是對社會的參與最有熱情的階段，可是，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開始，去面對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政治和我有著什么關系？教育是用來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什么？人與人之間有什么樣的聯(lián)系？

　　我住的地方樓下是鐵路五小，每天早上7點鐘，大喇叭里就有一個雄渾的男聲高喊“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所有的孩子，象我當年一樣，跟著認真齊聲大叫口號。

　　夜里翻書，才發(fā)現(xiàn)我的問題，胡適在一九三○年早就問過：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么？你進一個政黨是為什么？革命是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仍然象我當年，功課上整整齊齊的抄著作業(yè)，作文題目年年是《難忘的一天》，不知道時事，不討論時事，不關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什么是礦難，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選舉和自己有什么關系……

　　文化，都由一個一個的人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來自于這一個個的人是否有獨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哪一天，象我這樣愛看言情小說的大學女生，也有興趣和知識去參與公共事務，我住的樓里每天上十二小時班的電梯工能有機會和勇氣為自己爭取到休息的權利，10歲的孩子可以站起來問老師“什么才是共產主義”而且得到認真的答案……我們這些傳媒人才不會有那么多反反復復，自疑自問的焦慮吧。

　　四

　　1934年，十六歲的瑞典少年在魏瑪看到納粹的領袖，他和千萬人一起大聲歡呼，淚流滿面。當人們后來已不再懷疑納粹確實屠殺了數(shù)百萬猶太人的時候，他還固執(zhí)地說那是反納粹的惡毒宣傳。

　　許多年之后，電影導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為什么會那樣擁戴希特勒，“我們從來沒聽過自由這個詞，從來沒嘗過自由的滋味。在一個權威體系里，所有的門，都是關著的。”

　　不管是一片青草，一個人，一個節(jié)目，一座村莊，或是一個時代，成熟生長，都不是與歲月俱來的——除非土壤中飽含養(yǎng)分，枝葉經過風吹雨打，沉實厚重，還有，門打開著，自由，如春風自然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