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十年“文革”中，社會亂哄哄的，文藝團體像鄭律成這樣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冊。鄭律成更因為歷史復雜而受審查，要求他每天去團里報到，中午在那兒吃一頓樣板飯。因為中央樂團是樣板團，團里的飯也叫樣板飯。那時他50多歲，身體很好，從西便門去地處和平里的單位路不算近，每天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回。

　　那天鄭律成沒有騎自行車，看來不是去團里，也不是從團里回來，他說帶我去吃午飯，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帶，也沒有往街邊的小餐館帶，更不可能帶我去路途遙遠的樣板團吃樣板飯。當時在小餐館吃飯也要用糧票，我猜想他家里不開火，上餐館也囊中羞澀，不知這頓飯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著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猶豫不決，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好像穿過了半個北京城。

　　當他帶著我穿過大街小巷，敲開大柳樹一個破敗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門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帶到了他的好朋友喬羽家。

　　喬羽的名字對于我來說，太熟悉了，簡直如雷貫耳。因為我也是文學青年，喜歡“文革”前的電影、小說、詩歌和歌曲，唱過喬羽寫的《讓我們蕩起雙槳》和《我的祖國》等電影插曲，還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紅孩子》和《劉三姐》的編劇。在我心目中，這兩項占一項就不得了了，而他兩項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現在我面前的喬羽，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個子不高，微胖，穿著一身顏色單調的衣服，才40多歲，但沒有這個年紀的干練和銳氣。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鄭律成這么大一個音樂家來訪，他也不特別熱情，甚至有些無所適從。站在他身邊明顯高出他一頭的妻子，反而氣質高雅，衣著光鮮，頭發梳得紋絲不亂；30多歲的人，還可以用亭亭玉立來形容。后來我才知道，喬羽從他工作的中國歌劇舞劇院下放在張家口，那天是偶爾回家的，碰巧被鄭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鄭律成順便帶上我去找他，是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申訴信，反映他歷史問題的清白，但他的漢字寫得不好，想請喬羽給他抄一遍。

　　喬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是滿人，貴族出身，祖輩曾是朝廷的高級將領，人們在私下里都稱她格格。據說順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們家族。由于出身高貴，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著與眾不同，即使在那樣極端的年代，也敢于標新立異，特立獨行。在山東濟寧故鄉當過小學教員的喬羽，純粹一介平民，1946年參加革命后，雖說上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但那也是土大學。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勞走過來的。因此，當他站在佟琦身邊，形成明顯的對照，也因此他們戲劇性地過了一輩子。

　　看見大音樂家鄭律成帶著我在午飯時間走進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兒不動，沒有給我們做飯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難言之隱，那時糧食定量，她家三個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開的年齡，多招待客人一頓飯，自己就得餓一頓。也是后來才知道，佟琦是中國文聯醫務室的醫生，雖說有皇家血統，但她在單位仍屬群眾行列，再說，她的醫生職業又是人們得罪不起的。因此，喬羽被下放了，她還能帶著三個孩子留下來。但要管好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細算。因為在文藝界聽多了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她特別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鄭律成和喬羽坐在狹窄的客廳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種氣氛讓我尷尬極了。鄭律成突然意識到什么，指著里面的房間對喬羽說，老喬，我給你說幾句話。兩個人進去后，聲音壓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陣，喬羽沖著門外大喊，佟琦，你進來！女主人進去三兩分鐘，聲音突然高起來：你個死老鄭，有話怎么不早說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斬釘截鐵地說，我出去買菜，割肉割肉！說話間，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廳，剛才還表情木然的臉春風蕩漾。我驚惶地站起來，她風一樣刮到我面前，壓住我的兩個肩膀說：你坐你坐，和老鄭、老喬好好聊天，我去給你們割肉包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