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一六一三年－一六八二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后，以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學者尊之為亭林先生。南直隸（清改江南省）蘇州府昆山縣（今江蘇蘇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并稱明末清初“三大儒”。

　　偉大的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先生在世時，正是昆曲如日中天的年代。照理，高層文人應對高雅藝術發生興趣才合情理，尤其對于本鄉本土的藝術更應如此。但事實上顧炎武比較疏遠昆曲，表現在行動上始終沒有參與昆曲活動，寫作上始終沒有涉及昆曲評介，難道他真的無興趣于昆曲？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通過對顧炎武坎坷身世的回眸，發現似乎有許多可以體諒的原因：

　　高雅的昆曲興趣可以由家庭從小培養。如果在牙牙學語時就開始接受昆曲音調的灌輸，那么自然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昆山名門顧夢圭一家在其父親的影響下，多位子女長大后都成了昆曲大家。而顧炎武偏偏缺少這方面的培養。雖然他出生于官宦家庭，但生父和嗣母都不愛昆曲，所以顧炎武從小沒有得到聽曲熏陶的機會，因此就沒有這方面的遺傳因子了。

　　高雅的昆曲興趣也可以在知己玩樂中得到激發。常說“近朱者赤”，只要朋友中有人愛好昆曲，就能在平常聆聽中成為昆曲的知音。但在顧炎武的青少年時代，和他相伴的一群學子都傾注于科考，唱曲者鮮見，就少了周圍的戲曲影響。即使與他志同道合的歸莊后來寫出了《萬古愁》散曲，而且是反清復明的題材，雖有情感共鳴，但在清兵南下的國難當頭時期，還是激發不起他愛好昆曲的興趣。

　　高雅的昆曲興趣只有家境殷實、時間充盈的士大夫們才能擁有。而顧炎武的青少年時代家境已經衰敗，哪有條件唱曲作樂？更沒有條件招聘家班享受奢華。由于顧炎武胸懷以拯救時代為己任的抱負，所以夜以繼日地手不釋卷，根本沒有空閑將時間消磨在唱曲上。而且，他對那些在情勢危急時還若無其事唱曲的現象還深惡痛絕。他曾對當時大多士大夫唱戲喪志的現象而拍案呵斥。

　　另外，高雅的昆曲興趣雖然在文人間十分崇尚，卻被官方看做是雕蟲小技，不準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志書中拒絕記載昆曲成就和昆曲名家，只能在野史筆記中披露一些逸聞趣事。顧炎武也是這種做法，所以在他洋洋灑灑的鴻篇大著中，對近在咫尺的昆曲避而不談。他認為習唱昆曲只是胸無大志之輩的娛樂形式，在水磨腔中是永遠找不到救國之音的。所以，他在所有文章中基本不提昆曲。

　　顧炎武年輕時在昆曲故鄉度過，由于科考場上屢遭名落孫山的打擊，已經背上了懷才不遇的沉重包袱，即使有機會接近昆曲，也難有雅興付諸實踐。特別到了清兵血洗昆山城的危急時刻，顧炎武全家戰斗在反清第一線，生母被砍，嗣母絕食，顧炎武悲痛欲絕，從那以后已對唱曲消遣絕對地排斥。

　　顧炎武45歲以后由于胸懷“走千里路，讀萬卷書”的大志，而毅然走上了“北漂”道路，他準備一路取經調研，一路著書立說，實現他學術救國的夢想。由于他離開了昆曲故土，在外顛沛流離，常為衣食住行操心，即使心有余興想學昆曲，客觀上也沒有放松心情的條件。在以后25年的漂泊生涯中，先后輾轉北方數省，結交高人數十，基本沒有習唱昆曲的條件，所以始終沒有激發起顧炎武涉足昆曲的興趣。

　　顧炎武流落異鄉的那個階段，正是他的三個外甥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在京城身居高官的年代，他們一再動員舅舅結束流浪，進京發揮出“博學鴻儒”的作用，但顧炎武鐵了心不入清廷而婉言謝辭，所以又失去了有可能賦閑唱曲的機會。

　　當“三徐”退職返鄉，徐家又筑起優雅的遂園，常邀昆曲名家聚園雅集，吟詩唱曲，他們也曾動員舅舅能回鄉安度晚年，但顧炎武自感壯志未酬，又拒絕返回，使他失去了最后一次近距離接觸昆曲的機會。

　　如果說，顧炎武前半生主觀上對昆曲不屑一顧的話，那么后半生是客觀上和昆曲擦肩而過。由于他在實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生追求，所以失去了一個個可以接近昆曲的機遇，或許成為永遠的遺憾。

　　如果能擁有這位本地學術大家的肯定，昆曲的發展也許不會如此艱難。人說顧炎武生活在昆曲的故鄉千燈，又精通音韻學，唱上幾段家鄉戲，說上幾句捧場話，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就是聽不到這位大學問家對昆曲的好評，哪怕是三言兩語的肯定。

　　盼望顧炎武熱愛昆曲、高評昆曲，這是一個自作多情的命題，事與愿違。顧炎武確實不愛昆曲，但無損他的高大形象，畢竟人各有志，不能強勉。應同情顧炎武所處的動蕩處境，體諒他在昆曲領域的“不作為”。（楊瑞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