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代表了中國散文的一個光輝巔峰，成為清代知識階層文學修養的主要來源和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石。之所以如此，主要得力于清代選壇的推動。清代選家紛紛選評八大家散文，在今天新的歷史語境中對八大家做了新的解讀。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集成”的部分成果，《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考錄》所研究的，正是這樣一批選本。

　　對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的調查和敘錄

　　要說清代唐宋八大家選本，還得從明人茅坤談起。現存第一個唐宋八大家選本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萬歷七年（1579年）由其侄茅一桂初刊于杭州，世稱“虎林本”。此后明人孫慎行、吳正鹍、陳貞慧、鄭邠等復有賡續之作，多以“八大家”名其集；清人盧元昌、江承詩、朱璘、唐琯、璩紹杰、華希閔、吳煒、陳兆侖、李元春等踵事增華，唐宋八大家散文之專選，乃層出不窮，蔚為大觀。

　　清人所編的這批選本為今人所熟知者不多，鐘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2008年）論及8種，其余散見于公私藏書，塵封蠹蝕，鮮有問津者。近10年來，筆者一身獨行，遍游海內，堅持“蹲點調查、手摩目驗、復制原書”的原則，續有所得，撰成此書，考辨和綜錄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48種，內容涵蓋編者生平、刊刻緣起、版本異同、評點特色等八個方面。《引論》部分對八大家選本產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在漫長歷史時空中的衍生機制作了宏觀考察，并對編者群構成、選文宗旨等方面的共性問題作了綜合論述，與考錄部分構成點面結合、相濟為用的兩個基本框架。尤其留心于同一種選本的不同版本之間的版本關系及其優劣異同，以及每種選本對以往選本的傳承和突破。考論所及，大都探賾索隱，自出裁斷，不為成見所囿。

　　文獻敘錄之外，本書還致力于義理的發掘。文學選本不是文學作品的簡單羅列，而是“文學史權力的隱蔽運作形態”（程章燦《總集與文學史權力》），具有“影響一代風氣，確立一種美學傳統，促進文學流派的形成，摶聚出一些文學史觀念”的強大功能（王鐘陵《總集與評點》）。清代唐宋八大家選本是名家散文的評點本，堪稱近世文章學的標志性著作，蘊藏著豐富的文章學思想資源。對于這些思想資源，本書擷大取精，鉤玄提要，初步建立起較為清晰的框架體系。

　　總之，本書旨在完成對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的全面調查和敘錄，并在此基礎上為中國文章學引介新的思想資源。王水照先生稱之為“迄今所見最詳盡的全面調查，貢獻甚巨”，郭英德先生稱其“為明清兩代文章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珍貴文獻，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從兩個方面而言。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關于“唐宋八大家”名稱的論爭

　　“唐宋八大家”之名，在清代選壇上是有爭議的。

　　一種觀點認為唐宋“大家”不止八家，茅坤所選八家取徑過狹，而且比例失調，“不可以為定稱”。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批評茅坤“選大家而限以八”是“坐井之窺”“適足以掩遏前人之光”，并說“大家有定數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于是增唐人李翱、孫樵為十大家。袁枚《書茅氏八家文選》說，“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三”，又說茅坤“取千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為一隊”，其所立“唐宋八大家”之名“不可以為定稱”。不僅認為唐人入選過少，三蘇皆選過濫，而且將八大家界定為沒有共性的烏合之眾。何焯《唐宋八大家文抄序》則說，“八家文各自成家，其不悖乎六經之旨、不離乎史遷之法則一，故可合八而一之……似此八家者，增一不可，損一不可”，認為八大家既有個性，又有共性，不可增減，與儲欣、袁枚的觀點針鋒相對。

　　另一種觀點認為，茅坤“唐宋八大家”之名是對他人成果的盜襲。朱彝尊《明詩綜》說：“世傳唐宋八大家之目系鹿門茅氏所定，非也。臨海朱伯賢定之于前矣，彼云六家者，合三蘇為一耳。今《文抄》本大約出于王道思、唐應德所甄錄。茅氏饒于貲，遂開雕以行。”按這個說法，《唐宋八大家文抄》一書系出王慎中、唐順之所選（即甄錄），“唐宋八大家”之名系由明初朱右所定，茅坤只是一個“開雕以行”的出資人和發行人。關于“盜王、唐之選”，實無此事。《唐宋八大家文抄》四庫提要說：“說者謂其書本出唐順之，坤據其稿本，刊板以行，攘為己作，如郭象之于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順之及王慎中評語標入，實未諱所自來，則稱為盜襲者，誣矣。”有理有據，一錘定音，流傳近百年的“盜王、唐之選”說漸行漸遠。至于“襲朱右之名”，到杭世駿生活的雍、乾時期，已成共識。杭氏《古文百篇序》說：“元末臨海朱氏始標八家之目，迄今更無異辭。”《唐宋八大家文抄》四庫提要說：“考明初朱右已采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此說經四庫館臣的刻意宣揚，似乎已成鐵案。然而，朱右選本并不叫“八先生文集”。清末劉聲木《萇楚齋隨筆》說，朱右所編實為“唐宋六先生集”，而且“立名實未允協，以三蘇合為一家，稱‘唐宋六家文集’可也，乃以‘六先生’名集。三蘇本屬父子兄弟三人，焉能并三人為一人耶”。由此他認為朱右所定之名“轉不如坤之逕云八家之為得也”。這就推翻了“襲朱右之名”的舊說，還原了事實真相。

　　其實，南宋朱熹的評論和呂祖謙、真德秀等人的選本已經很關注唐宋文。在此基礎上，元人吳澄《別趙子昂序》提出“唐宋七子”說，八大家只少蘇轍。明初朱右第一次將八家文專選為一書，但其選本只稱“唐宋六先生文集”（又稱“唐宋六家文衡”），將“三蘇”合稱為一先生或一家，不盡允當，而且其書久佚，影響不大。茅坤析蘇氏為三家，又對唐順之、王慎中的思想有所秉承，選評并刊刻《唐宋八大家文抄》行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誕生。前人積漸之功固不可沒，但“唐宋八大家”之有專名，確實始自茅坤。

　　清代選壇對唐宋八大家的評價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以來，選壇上有一種攻訐八家以自高的風氣。乾隆時期，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說，“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最常見的是說八家“醇駁相參”，即儒學根腳淺，沒有完全達到“文道合一”的境界，有時還摻雜著佛道思想或縱橫家習氣。其中最突出的是三蘇。茅坤說“蘇氏父子兄弟于經術甚疏，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說三蘇的縱橫家習氣“壞人心術”，“學者若喜此等議論，其漸有流于頑鈍無恥而不自知者”。張謙宜《絸齋詩話》說：“八家之于經，只是模仿字句，用文作料，就中道理，都未細心研究。所以韓不言格物，歐不信《系詞》，王斥《春秋》，蘇氏論《詩》《易》《中庸》，極為背戾，皆不得曰知道。”在他眼里，不僅三蘇，就是韓愈、歐陽修、王安石也“不知道”。此類觀點雖然尖刻，但大抵承南宋朱熹而來，并非清人獨創。

　　清代選壇釋放的新聲音來自對這一派的反撥。康熙初年，蔡方炳《八大家集選》說，八大家與原始儒家“異軌而合轍”，那些今人看來“不合道”“不盡合乎道”的所謂“駁”處，是靈活“用道”、救弊補偏的結果，無可厚非。而且在“孔孟已往而后、濂洛未興以前”的“圣道湮晦”之際，如果沒有八大家的“羽翼昌明之力”，圣道就會“絕而不續”。這就將八大家放在古往今來的道統鏈條上加以觀照，肯定了其存亡續絕之功，呼應并加強了茅坤賦予八大家的道統光環，從一個宏大的視角消解了“醇駁相參”說。乾隆初年，沈德潛說，文道合一、有醇無駁的“醇乎醇”境界，只有“宋五子”能夠接近，“余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于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還說“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騖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站在文學的立場、以一種寬容的姿態為八大家的“醇駁相參”作了開脫。

　　八大家的人格或文章各有所短，向來聚訟紛紜。關于韓愈人格，明人王志堅《古文瀆編》說他“一經貶謫，佞詞曲舌，可憐至此，不知所謂‘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者安在”“凡言利祿處，皆津津有味……所謂‘情炎于中，利欲斗進’云云，殆自道也”。大略謂其貪位慕祿，不能守困，有時不免搖尾乞憐，獻諛當道和皇帝，如《潮州刺史謝上表》和三上宰相書之類。儲欣則反問道：“人臣依戀闕廷，自是愛君，非徒為祿位計也。且以遠竄之苦，入告天子，此亦呼天呼父母之意，豈云搖尾乞憐乎？”宋代以來韓愈常被譏為“不知道”，儲欣尖銳地指出：“宋人沿襲公說，便謂如日再中，反謂公之于道，有未盡知者，得非飲水而忘其源乎？”其撥亂反正的激情躍然紙上。

　　八家之中，曾鞏的文章每為人所輕。袁枚說，“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蔡方炳則以為，“使曾氏之文不著，世將謂大家專取奇恣而峭厲，無復有古者淳厚之遺矣。故錄曾氏之文，正以云救也”。曾鞏是文道兩棲的人物，茅坤將他列入八大家，就是為了增加“道”的分量，從而獲得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蔡方炳所論，可以說如見肺腑。曾文不僅理學氣息很濃，而且在茅坤看來“迂蹇，不甚精爽”，“凡到要緊話頭便縮舌”，“殊屬木訥蹇澀、噭之無聲、噓之無焰者”，在唐琯看來，其“氣之優柔，或猶乎東漢之就衰也”（《唐宋八大家文選》）。張伯行則酷愛曾文，與明人王慎中讀曾文“如渴者飲金莖露”頗為相似，不過其體會的透辟大大超過王氏。他以“敷腴”“濯煉”“淋漓無際”“蒼勁峻潔”“文字曲曲折折，愈勁愈達，如水之穿峽而出，不知其所以然，而適與之相赴”等概括曾文的優點，認為“視歐陽廬陵，幾欲軼而過之，蘇氏父子遠不如也”，新警獨到，與茅坤等人的評價不啻霄壤。

　　清代選壇對唐宋八大家的評價，新警而外，還有深細的特征。如陳兆侖論曾文“蹇澀”的成因說：“子固文往往有脫節處及不完全處……往復讀之，始悟古人不可輕議。蓋勢似斷而仍連者，險勢也；意到而筆未到，即不必到者，渴筆也。有此渴筆險勢，而后其味澀，其體重。”以“渴筆險勢”釋其“味澀體重”，精細高深，又具體可感。陳氏又評蘇軾《乞常州居住表》說：“文如失路兒啼，淚珠半落半咽，驟迎其母，乃放聲一號，孤孽本易于見思，況忠孝乃其天性哉！”揣情細膩，比喻貼切，將創新的追求、寬厚的態度和深細的體悟打成一片，代表了清代選壇唐宋八大家評論的新風貌。

　　（作者：付瓊 系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副院長，本文圖片均選自《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考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