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復古，還是要革新

　　“上游”理論界的不清晰，除了導致“下游”普及的眾說紛紜，也讓國學教化的方式變得莫衷一是。

　　以“讀經教育”為例，“讀經要從娃娃抓起”在全國各地鋪展開來，引發唇槍舌劍，有人認為這是人文積淀，有人則斥為死記硬背。

　　“我們希望孩子們能趁著年輕記性好，多讀些經典，最好能背誦一些蒙學讀物與‘四書’等，義理以后可以慢慢領悟。”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的話，代表了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即先熟記，再理解——類似于舊式私塾的講法。對此，反對的聲浪同樣龐大。

　　“我們現在不是要培養封建時代的君子貴族，而是要培養21世紀的高素質國民。舊式的培養方式，將不免與這個時代脫節。”于江山反駁道。

　　于江山這么講自然有他的底氣。早在六七年前，他在指導北京青年報舉辦的青少年國學培訓班時，就意識到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傳統文化的意義，體現在與當代實踐的結合上。“我講《弟子規》里的‘吾與我，不分明’時，就設置了門外敲門、門里應答的情景教學模式，讓學生親身體會，事實證明效果很好。”在他看來，訓練一種良好的生活習慣，比死背經文更有裨益。

　　如果說重文辭還是重實踐，還只是在相對低層的普及領域的爭論，那么，“國學是不是一門科目”，則涉及高校研究、學院建制等更高層面的分歧。

　　近年來，國內許多大學相繼開設了國學院。作為國內第一個開設本科教育的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據梁濤介紹，人大國學院讓講文史哲的教授，從不同角度為學生授課，盡量靠近傳統教育的整體性。但本質上，這仍不是傳統私塾“由小學入經學”的教授方式，更像是現代分科體系下的“拼盤”。

　　在既有的分科體制下，這樣一種打通文史哲的“人大模式”更多是無奈下的權宜之計。尷尬的是，如此權宜也難免面臨教學體系混亂、就業困難的窘境。對此，郭齊勇感同身受。在他看來，既然西方學科體系中，神學、古典學的研究都可獨立于文史哲藝而并行不悖，那么設立“國學”學科既是合理的，也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

　　只是，走傳統培養路數的“國學”科一旦設立，能否與當代社會接軌，將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