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評價什么是一節好課的標準變了。”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李奕說，“責任督學的評課和原來的教師校長評估不同，不再是單一的學科導向，首先要看學生在一節課上是否有愉悅的體驗，課堂是否有民主、有啟發。責任督學更多是督育人質量，不單單是原來的知識導向。”

　　“責任督學掛牌督導”，在很多人眼里是個專業性很強的制度，但是，當這個制度真正落到了實處，不僅能敦促學校各方面的發展，同時，還能成為家長和學校之間的紐帶，把改革的成果帶到家長面前。“責任督學正在成為教育改革的助推器。”北京市教育工委副書記、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導室主任唐立軍說。

　　“責任督學的的工作是全時域、全責任的”，朝陽教育督導室主任王世元說，他們代表政府“蹲守”在學校，從校內到校外、從課堂到食堂、從學生到老師，所有這些都是責任督學的督導內容。

　　責任督學掛牌督導制度實施以來正好趕上北京市教育的深化改革，責任督學在政策解讀、化解矛盾、解決熱點難點問題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家長首先關注的是“減負”和“幼升小”“小升初”等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策問題。

　　北京市石景山區的責任督學閆云梅記得，自己為了解所在區教育改革落實的情況，曾做了一部分家長的電話訪談。結果一位家長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閆云梅剛剛把幾個事先準備好的問題拋出：孩子幾點到校、幾點上課、有沒有懲罰性作業、有沒有周末補課……那位家長顯得不耐煩了，直截了當地說：“你現在調查的這些問題都是形式，減負是必要的，但我更希望知道減負之后我的孩子會怎樣？學校光想著減負了、作業也不留了、老師也不用判作業了，那我孩子的學習成績誰來保證？”

　　這種情景對于很多責任督學來說并不陌生，每到入學季，責任督學們就會接到大量類似的問題。很多家長在打進電話時大都火急火燎，但是他們在電話結束時往往能變得心平氣和。這個問題看似棘手，其實解決起來并不復雜，“把教育改革的整體框架跟家長解釋清楚，特別是把中高考已經發生的變化告訴家長后，很多家長也就平靜了。”一位責任督導說。

　　所以，在閆云梅看來，她的工作不僅僅是幫助一個個家長解決了問題，更重要的是“給了家長一個了解和訴說的渠道”。孩子的教育問題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是大事，當家長出現對學校的教育做法不夠了解的時候，他們就會緊張和焦慮，并逐步形成不滿甚至對抗的情緒。責任督學的電話就成了一條疏通渠道，當家長能夠心平氣和的時候，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一大半了。

　　以朝陽區為例，實施掛牌督導以來，責任督學共接聽電話10684個，其中反映學校問題的約占15%，都通過掛牌督導工作得到了妥善解決。責任督學已經成了幫助學校解決實際問題的“助推器”。

　　“減負”“就近入學”等改革措施是家長能親身感受到的，這本身就對學校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但是，有些教育改革的措施是家長很難看到的，比如課堂教學的改革，這些更深層次的改革直接關系到學生所受教育的質量。

　　關起門來的事如何監督，責任督學的作用就更為明顯了。

　　朝陽區的一位責任督學梁希虹講了這樣一件事。

　　一次隨訪督導中，梁希虹聽了一節三年級的科學課《流動的水》。這是同一課題的第二節課，所以一上課，教師就給學生們提出了問題：“如何用流水的力量讓小水輪轉起來？在實驗中你觀察發現了什么？”

　　學生們開始分組實驗。

　　大概是因為三年級學生年齡小，孩子們的動手能力差別很大，有的小組已經開始觀察水輪的轉動，有的小組的水輪還根本沒有轉起來，更別提觀察了。這時，預設的時間到了，所以老師讓學生停止實驗，開始討論各自的發現。

　　“其實這時大多數孩子并不想停止實驗，雖然他們在實驗活動中遇到困難，但是并沒有退縮，他們還在探索實驗失敗的原因。”梁希虹說。

　　所以，當老師命令停止實驗開始討論時，孩子們并不情愿，眼睛一直瞄著桌上的小水輪、水槽，根本就沒有參加討論。結果可想而知。

　　不少責任督學表示，這樣的問題在當前的課堂中并不少見：照本宣讀教科書和刻板地執行教案、對課堂教學中學生出現的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與應對等，而這些問題正是教育改革中的重中之重。不少責任督學本身就是各區縣的教研人員，他們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教育改革的方向，也能對教學一線的教師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