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植樹節來臨之際，說說植樹節的習俗，看看古人是如何對待植樹這一問題的，都有怎樣的植樹節習俗。

　　戰國時期的孟子曾經向梁惠王獻策說，五畝大的宅地，如果周圍種上桑樹，五十歲的人何愁沒有衣服穿？（《孟子·梁惠王上》）司馬遷說：“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史記·貨殖列傳》）最后一句話，太史公說得很明白——擁有很多樹木的人，財富可以與千戶侯相比。

　　在古代，有“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的諺語，就是說，如果你在某地僅住三兩年，種種糧食就可以了，如果要長住，那就要考慮種點樹了。當然，這個樹多是指經濟林木，如太史公所說的棗樹、栗樹、橘樹等。《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第三》引《襄陽記》載，吳國丹陽太守李衡，生前種柑橘樹千余株，臨終前對兒子說，我們家很窮，但我種有千株柑橘樹，就像一千個木奴，不吃你的喝你的穿你的，卻可以替你納稅，補貼你用度。后來，李衡種的柑橘樹長成了，“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一直到東晉成帝咸康年間（335-342年），其宅周圍尚存所種之樹的枯株。

　　歷史上，許多王朝都特別重視植樹。唐代沿襲北齊和隋制，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什么是永業田呢？即私有田（現代曾稱“自留地”），免稅，但是按要求在永業田里必須種上一定數量的榆、棗、桑樹，或其他適宜的樹木（《新唐書·食貨一》）。宋太祖趙匡胤即位之后，重申后周顯德三年（956年）的法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太宗即位，規定“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宋史·食貨上一》）這就是說，不光是會種田的，會種樹的同樣可以做農師，足見朝廷對種樹的重視。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就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疋。”（《明史·食貨二》）種桑樹者四年之后再納稅，如果不種，就要接受“罰款”了。

　　政府以法令的形式，或靠“惠農政策”引導、鼓勵人民多植樹，一方面能夠加快社會財富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使國家在林木消費上不至匱乏，老百姓也能從種樹中得到實惠。據賈思勰記載，有些地方的人生兒育女了，要給每個嬰兒栽上二十株樹。當然，這也是出于經濟考慮，等孩子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樹也成材了，可以做車輪，按一棵樹可做三副車輪，一副值三疋絹計算，二十棵樹共值一百八十疋絹，足夠結婚的費用了。（《齊民要術》卷5）

　　不過也有種樹是為了綠化環境的，西漢政府就曾規定：“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漢書·食貨志下》）住宅周圍要種樹，否則就視為不毛之地，要受罰的。這顯然是為了美化居住環境，至于種么樹則沒有明確規定，可以是柳樹，也可以是其他的樹種。

　　歷史上也有人種樹是出于其他目的。元末有個叫陳灌的人，看到世道變了、社會亂了，他卻什么也不做，偏偏植樹造林，鄉里的人多不理解。十余年之后，盜賊蜂起，陳灌率鄉親藏在他種的林子里。俗云“窮寇莫追，遇林莫入”，因為盜賊不敢進入他種的林子，全鄉人的生命財產得以保全（《明史·循吏》）。

　　從陳灌事跡中我們可以知道，植樹造林不僅可以致富、改善環境，還可以御敵呀！陳灌后仕明為知府，多有惠政，洪武四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