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死后沒多久，司馬懿剛一返回朝廷，就又被曹睿派往遼東攻打公孫淵。這是一場大規模的遠征戰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馬懿只率4萬人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便徹底掃平了公孫淵，鞏固了魏國的后方。

　　而這時曹睿已身患篤疾，一場朝廷權力交接戰又拉開了序幕。司馬懿煞費苦心安插在明帝身側的“內應”——魏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拼死力爭，將遠在萬里之外得勝歸來的司馬懿再一次推上了顧命輔政之位。至此，身為“三朝元老”的司馬懿重返魏國政壇，新的征程在他腳下延伸開來。

　　雖然這時司馬懿已年滿六旬，但他雄心不減當年，積極準備著繼往開來、再創輝煌。吳國、蜀國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馬懿的巨大威脅，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們國中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與司馬懿對敵了。

　　魏少帝曹芳時期

　　魏少帝曹芳時，司馬懿站到了權力的頂峰。這個時候能夠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應該沒有了。他挾“四朝元老”之威望，負伊尹、周公之才德，誰也不敢和他的遠見卓識相抗衡。

　　另一個顧命輔政大臣曹爽害怕司馬家族終有一天會壟斷朝政，于是用欲抑先揚之術，敬事司馬懿如父，推舉他為“太傅”，外示尊崇，而實則奪了他的軍政大權。

　　司馬懿處空名而無實權，一晃就是10年。在這10年里，他處處示弱，隱忍不發，靜觀其變。果然，曹爽志得意滿之后走向了狂悖與淫慢。他作威作福，穢政橫行，以致大臣離心、物議沸騰，魏國國勢也漸趨衰弱。

　　這是司馬懿無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奪權，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為，但他絕不能忍受曹爽毀掉他辛辛苦苦為魏國夯實的“一統天下”的大業根基。他為自己“達則兼濟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奮斗了近40年，怎么可能讓無知小兒曹爽來阻斷!

　　于是，“高平陵事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馬懿用雷霆手段一舉摧滅。

　　司馬懿在最后處置曹爽時，用了“斬草除根”之法，將曹氏宗親翦滅殆盡。這一舉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蔣濟的反對，但他必須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證朝局的穩定，況且，司馬懿已走上了一條與曹魏政權決裂的不歸之路。

　　公元251年，即魏嘉平三年，72歲的司馬懿在除掉最后一個政敵王凌后，病死于洛陽，真可謂“生命不息，戰斗不止”。

　　司馬懿臨終前，把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叫到榻前說：“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

　　對于司馬懿所言的“慎之”，也許有兩層意思可以理解：其一，讓二子善理國政，不可以心生異志；其二，讓二子善保國政，不可輕易托付他人。但是無論司馬懿本人有沒有異志，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過他的不懈經營和艱苦努力，已經為后人的事業創造了最佳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條件。

　　司馬懿死后，司馬師和司馬昭分別被封為大將軍和驃騎上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從此對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勢微而國家之勢強，軍政大權盡歸司馬氏專斷。

　　“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繼司馬懿之后，呈現在司馬昭、司馬炎面前的天下大勢，可謂“居高視下，勢如劈竹”。他們要做的，只是順流而下，去完成歷史所賦予的某種必然。

　　公元262年，魏將鄧艾偷渡陰平、奇襲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劉禪降魏，至此，蜀漢政權歷二帝，前后42年，終于宣告結束。

　　公元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逼魏主曹奐禪位，司馬炎登基，改國號為晉。

　　公元280年，司馬炎進討吳國，吳主孫皓降晉，吳國滅亡。從而結束了魏、蜀、吳三國之間長達72年的混戰局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分歸晉”。

　　總結

　　司馬懿是一個集政治家、軍事家、權謀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當然，這是他成功之后，人們給他定的性質。

　　人們會說，儒家以“忠孝”為本。司馬懿本就不是魏之純臣，也不盡忠于曹氏，怎么還能說他是儒家奇才呢?

　　其實，儒學的根基是一個“仁”字。司馬懿除魏之苛政、撫民于安樂，這不是“仁”嗎?司馬懿消亂世之紛爭，統一天下，拯萬民于戰火之中，這不是“仁”嗎?——“仁”比“忠”更大，這才是真正的儒者應持的觀點。

　　因為仁者無敵，所以司馬懿無敵。

　　司馬懿從一個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個內政、軍事名滿天下的奇才，再到一個治國平天下的英雄，這完全應歸功于他的人生規劃做得完美無缺。他在人生的每一個重要機遇期里總能把握住最佳時機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碩果累累，這是難能可貴的。

　　更可貴的，是他能忍：面對曹操的歧視和壓制，他能忍；面對同僚的排擠和陷害，他能忍；面對諸葛亮的“巾幗之辱”，他能忍；面對小輩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規劃中最璀璨的亮點，就是他的“忍”——堅百忍以圖功業之終成。

　　可以說，一個“忍”字貫穿了司馬懿的整個人生規劃；一個“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