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所開創的以《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為代表的七言長篇敘事歌行體。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元稹為白居易編集，題作《白氏長慶集》；元稹自己的集子，后亦題名《元氏長慶集》。“長慶體”系由此得名。

　　“長慶體”之稱，最早見于南宋后期詩人戴復古的詞作和劉克莊的《后村詩話》，戴復古有《望江南》詞四首,基三云：“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漸有稼軒風。”劉克莊《后村詩話》在比較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與白居易的《琵琶行》時說：“此篇與《琵琶行》，一如戰士軒昂赴敵場，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杜有建安、黃初氣骨，白未脫長慶體爾。”戴復古以“長慶體”對“稼軒風”,所指還比較寬泛,劉克莊則已明確地以“長慶體”指稱《琵琶行》一類詩歌。但與戴復古、劉克莊同時的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卻只開列了“元白體”、“元和體”而無“長慶體”，說明“長慶體”之稱在宋代尚未普遍流行。

　　“長慶體”作為一種確定的詩體名稱廣為流行，是在清初以后。詩人吳偉業大量采用這種體制進行創作，寫下了《圓圓曲》、《永和宮詞》等名篇，后人從而效之，此體遂大行于世。袁枚《隨園詩話》卷四引同時人《讀梅村詩》云:“百首淋浪長慶體,一生慚愧義熙民”。即指吳偉業仿效元白的七言長篇敘事歌行。林昌□《射鷹樓詩話》云：“七言古學長慶體，而出以博麗，本朝首推梅村。”可見吳偉業學“長慶體”而又有所發展變化，因而后來又被稱為“梅村體”。“梅村體”實際上是“長慶體”的一種變格。

　　“長慶體”的特點,大致有三方面：從內容上看,多敘寫時事。往往選取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或事件，通過兒女之情和悲歡離合來反映具有時代和社會意義的主題。例如《長恨歌》和《琵琶行》，一寫宮闈帝妃的愛情悲劇，一寫民間歌女的悲涼身世，即為“長慶體”常用的兩種題材。從形式上看，為七言歌行。雖屬古體，卻又多用律句，間用對偶，只是不象近體那樣有嚴格的格律要求；同時又數句一轉韻，平仄韻間隔使用，以求得音調的協調圓轉和抑揚變化。所以也有人稱之為“七古新調”（朱自清《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從表現手法和語言風格上看,以鋪敘為主，往往敷寫淋漓,并注意敘事與抒情相結合；語言則要求豐富多采、婉麗纏綿。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其二云：“生逢天寶離亂年，妙詠香山長慶篇。就使吳兒心木石，也應一讀一纏綿。”即道出了“長慶體”語言方面的特點。

　　前人對“長慶體”也有一些不同的說法。例如,紀昀在《瀛奎律髓刊誤》中批白居易七律《杭州》詩稱“此所謂長慶體也”，《四庫全書總目》稱范成大五古《西江有單鵲行》、《河豚嘆》“兼雜長慶之體”，是將七律、五古也視為“長慶體”。這與后來通行的“長慶體”概念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