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詩話著作。梁啟超著。戊戌政變后梁啟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于橫濱,共出96期。《飲冰室詩話》即連載于該刊第4～95期,偶有間斷，計204條。后編訂成書，僅輯錄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后兩年尚有15期,連載30條,皆未輯入。

　　《飲冰室詩話》通行本共174條,其第一條敘述寫作緣起說：“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于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于腦。自忖于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于昵者耶。其鴻篇鉅制，洋洋灑灑者，行將別裒錄之為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所謂師友“昵者”，主要指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蔣觀云等人，他們都是“詩界革命”的主將。此書主要內容就是評介他們的名篇名句，總結“詩界革命”，發表著者的詩歌理論和見解。

　　《飲冰室詩話》論詩,首重“新意境”。著者從改良主義立場出發,非常厭惡“中國結習,薄今愛古”，“最傾倒”黃遵憲“意境無一襲前賢”，熱烈贊揚他“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并在書中采摘黃遵憲許多名篇名句。這種以黃遵憲詩歌為代表的“新意境”，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是以資產階級新思想和資本主義新事物為其“詩料”。《飲冰室詩話》中公開表明：“吾嘗推公度(黃遵憲)、穗卿（夏曾佑）、觀云為近世詩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在《夏威夷游記》中，梁啟超已稱贊黃遵憲《今別離》等詩“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說詩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認為黃遵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有“石破天驚”之感,“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高度評價黃遵憲歌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東西半球之晝夜相反的《今別離》 4章。其二是以愛國主義為標榜。《新民叢報》來稿中有“感種族之將燼,代一棒于當頭”的《滅種吟》12章,以《悲恐龍》為首，“熔鑄進化學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飲冰室詩話》“具錄之”,稱贊說:“真詩界革命之雄也。”對于黃遵憲未收入《人境廬詩草》的組詩《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梁啟超更是“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不但“錄全文”,而且還說：“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說：“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

　　《飲冰室詩話》以“新意境”論詩，既總結了“詩界革命”,又進一步推動了“詩界革命”,并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已說過，詩歌“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為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因而在此書中明確指出了“詩界革命”初期作品的不足：“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 (1896～1897)，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為夏穗卿,而復生（譚嗣同）亦綦嗜之。”并以“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等詩句為例，說明這就是譚嗣同當年所自喜的“新學之詩”。但他認為這類缺點是嘗試階段所具有的“學問饑餓”（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和新舊交替的時代特征,所以又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茍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表明他批評初期“新詩”的幼稚病，正是為了“詩界革命”更健康地前進。同時也可見他并不排斥新名詞和舊風格，而是要求把它統一于“新意境”，為創造“新意境”服務。

　　《飲冰室詩話》所提出的這些詩歌主張，和黃遵憲等人的詩歌主張呼應配合，從理論上解決了古代舊體詩在封建社會解體以后，如何為新時代和新興資產階級服務問題。

　　這些理論的出現，既與列強的侵略給詩壇帶來新的刺激有密切關系，又是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為其階級基礎的。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書論詩，往往把改良主義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較明顯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色彩：不但對“新詩”的評介有夸張之嫌，降低了藝術標準，而且對意境的要求也很狹隘，如說《孔雀東南飛》“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于世運無影響也”。

　　這些理論上的局限性，也是在《夏威夷游記》中就已經發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