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說家。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先世江蘇漣水人，后徙淮安山陽（今江蘇淮安）。出身于一個世代書香而敗落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吳銘曾任浙江余姚縣學訓導，祖父吳貞曾任浙江仁和縣學教諭，官都不顯。其父吳銳，因家境窮困，僅在社學學習，后以經(jīng)營綢布為生。雖身為商人，卻喜歡研讀群籍，六經(jīng)諸子百家，莫不觀覽。他為人正派,富于正義感,讀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諸葛亮、檀道濟、岳飛等人事跡，每每感慨流淚。又“好談時政，意有所不平，輒撫幾憤惋，意氣郁郁”（吳承恩《先府君墓志銘》）。這樣的家庭和父教，對吳承恩有著明顯的影響。

　　生平及創(chuàng)作概況　吳承恩自幼敏慧，又好學習，博極群書，年輕時即受到督學使者的贊揚，以文名著于鄉(xiāng)里。許多人造門請教，薦紳臺閣諸公也常請他代為捉刀。他好奇聞，閱讀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間文學的積極影響；又喜讀“善模寫物情”的唐人《傳奇》，從中吸取營養(yǎng)。這對他《西游記》的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意義。江蘇淮安吳承恩墓

　　吳承恩早年曾希望以科舉進身，然而屢試不中，以致“泥途困窮”，“迂疏漫浪”（吳承恩《祭卮山先生文》）。他在《齋居》詩中曾有“中歲志丘壑，茅齋寄城郭”之句，說明他受挫以后的心情。中年以后才補為歲貢生。以后在同鄉(xiāng)名宦李春芳的“敦諭”下，入京候選，結果是“悠悠負夙心，作吏向風塵”（《春曉邑齋作》）。迫于家貧母老，他很不情愿地當了長興縣丞。不久，因“恥折腰”遂拂袖而歸（天啟《淮安府志》），后來又一度擔任過品級與縣丞相近而為閑職的荊府紀善。晚年歸居鄉(xiāng)里，放浪詩酒，貧老以終。《西游記》創(chuàng)作的時期不可確考，一般認為是晚年所作。

　　吳承恩平生與沈坤、朱日藩、李春芳為莫逆之交。三人都通過科舉考試而飛黃騰達。官至首輔的李春芳，曾在仕進上積極鼓勵和幫助吳承恩。吳承恩還曾與吳中名士、先輩書法家兼詩人的文徵明和王寵交往，詩酒唱和，他們疏狂自傲，不合時流的精神風貌彼此相通。在長興當官時,與后七子之一,當時正家居的徐中行有較密切的交往。晚年鄉(xiāng)居，與在淮做官的陳耀文、陳文燭和邵元哲等結為翰墨交。陳耀文編選的詞集《花草粹編》，與吳承恩所編的《花草新編》內容性質相近。陳文燭曾跟吳承恩一起商訂《花草新編》，并為之作序。

　　吳承恩一生詩、文、詞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不少，但因無子嗣，去世后大部分亡佚。后由“親猶表孫，義近高弟”的丘度，從親友中遍索遺稿，但亦僅“存十一于千百”，編訂成《射陽先生存稿》4卷,包括詩1卷，散文3卷，卷四末附小詞38首。

　　吳承恩生活于明代復古主義風靡一時的時期，又與后七子中的徐中行相友善,但他的詩文都發(fā)自胸臆,“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李維楨《吳射陽先生集選敘》）。其詩“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陳文燭《〈吳射陽先生存稿〉序》)。長篇歌行，激越豪放，風格近于李白。詞則出入《花間》、《草堂》，“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天啟《淮安府志》）。散文學歐、曾，與唐宋派古文家風格較接近。

　　吳承恩有仿唐人牛僧孺《玄怪錄》和段成式《酉陽雜俎》而創(chuàng)作的傳奇小說集《禹鼎志》，體制不大，僅“十數(shù)事”。原書已佚,今僅存《自序》一篇(收入《射陽先生存稿》卷二)。

　　《花草新編》是吳承恩編選的一部詞集。合唐《花間集》及宋《草堂詩馀》二集為名，所選上自唐代開元，下迄元代至正。由作者生前手定并作序，辭世后由丘度刊刻行世。刊本已佚，今存殘抄本4冊約4卷，藏上海圖書館。

　　長篇小說《西游記》　吳承恩在中國文學史上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是他的長篇小說《西游記》。《西游記》100回，是吳承恩對傳統(tǒng)題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對現(xiàn)實生活的感受認識，再創(chuàng)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神話小說。

　　《西游記》雖然采用了傳統(tǒng)題材，卻是時代的產(chǎn)物。吳承恩生活的弘治到萬歷時期，正是明代統(tǒng)治階級荒淫腐朽，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時期；而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的萌芽也開始出現(xiàn),市民階層壯大,市民思想意識開始活躍起來。吳承恩對當時政治的腐敗和世風的墮落十分憤慨,他曾經(jīng)尖銳地揭露“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詐之風日競”（《贈衛(wèi)侯章君履任序》）的社會現(xiàn)象，發(fā)出“近世之風，余不忍詳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東憲副序》）的沉痛感嘆。在《二郎搜山圖歌》中,他對殘害人民的“五鬼”、“四兇”,表現(xiàn)了強烈的憤恨,對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熱情的贊美,呼喚斬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現(xiàn)。吳承恩敏銳地感受到與封建專制制度相矛盾的新的時代氣息。這些就形成了吳承恩創(chuàng)作《西游記》的思想基礎。他在《〈禹鼎志〉序》中說：“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表明了他借神話故事以批判現(xiàn)實的自覺的創(chuàng)作思想。《西游記》是他這一創(chuàng)作思想的成功的實踐。清代順治刻本《西游證道書》插圖

　　《西游記》故事的來源　《西游記》的故事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吳承恩是在歷代民間傳說和無名作者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經(jīng)過整理、加工、改造，最后寫出這部絢麗多彩的神話小說的。

　　作為《西游記》主體部分的唐僧取經(jīng)故事，由歷史上的真人真事發(fā)展演化而來。唐太宗貞觀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602～664)只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經(jīng)，跋山涉水，歷盡艱難險阻，至貞觀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經(jīng)657部，并在長安設立譯場,進行翻譯。玄奘在取經(jīng)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和克服困難的精神，令人敬仰；他所身歷目睹的種種奇遇和異域風光，對人們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行為和見聞本身就具有不同尋常的傳奇色彩。玄奘口述西行見聞，由弟子辯機寫成《大唐西域記》。他的弟子慧立、彥□又寫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述玄奘西行取經(jīng)事跡。這是一部帶有文學色彩的大型傳記。作者為了宣傳佛教并頌揚師父的宏偉業(yè)績，不免作種種夸張，并插入一些帶神話色彩的故事。此后取經(jīng)故事即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不斷得到加工、潤色，愈傳愈奇，愈傳離真人真事的本來面目愈遠。在《獨異志》、《大唐新語》等唐人筆記中，取經(jīng)故事已帶有濃厚的神異色彩。據(jù)歐陽修《于役志》載，揚州壽寧寺藏經(jīng)院有玄奘取經(jīng)壁畫，可知取經(jīng)故事在五代時已流布丹青。到宋代，取經(jīng)故事成為“說話”藝術的重要題材。刊印于南宋時期的說經(jīng)話本《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是取經(jīng)故事發(fā)展的重要階段。此書篇幅不大（約16000多字），情節(jié)離奇而比較簡單,描寫也較粗糙。但值得重視的是它已初步具備了《西游記》故事的輪廓，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為取經(jīng)故事的主角。它吸取了更多的神話傳說，書中的猴行者化作白衣秀士，已是神通廣大、降服精怪的能手，是《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的雛型。書中的深沙神則是《西游記》中沙僧的前身。但還沒有豬八戒。“說話”的形式有唱有說，近似唐五代時“講唱經(jīng)文”的“俗講”，內容則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到元代(至遲到明初)，又出現(xiàn)了更加完整生動的《西游記平話》。原書已佚。但明《永樂大典》第 13139卷“送”韻“夢”字條下引《夢斬涇河龍》故事，即采自《西游記平話》，約1200字，內容與吳承恩《西游記》第 9回前半部分基本相同。成書比《永樂大典》為早的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中也概括地引述了《西游記平話》中關于“車遲國斗圣”故事的片斷，與吳著《西游記》相關故事的內容大體一致。書中還有八條注文，介紹了《西游記平話》的主要情節(jié)，與吳著《西游記》已非常接近。書中已有孫悟空的出身和“大鬧天宮”的故事，且由“魏征斬龍”過渡，與取經(jīng)故事連接，在情節(jié)結構上也與吳著《西游記》相近。在人物方面，深沙神已演變成沙和尚，出現(xiàn)了黑豬精朱八戒。《西游記平話》的形式和風格，比較接近于宋元時期的講史平話，文字古拙，描寫亦欠精細。但無論從內容、情節(jié)、結構、人物方面看，《西游記平話》都很可能是吳承恩直接據(jù)以加工創(chuàng)作的底本，在《西游記》的成書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廣東出土的宋元時代磁州窯唐僧取經(jīng)瓷枕（藏廣東省博物館），證明了取經(jīng)故事在當時已在群眾中廣泛流傳，并為人們喜聞樂見。畫面上的人物是取經(jīng)故事中的師徒四眾，處于中心地位的是勇往直前、英姿勃勃的孫悟空。這說明取經(jīng)故事和有關人物的思想性格，至遲到元代已大致定型。民間創(chuàng)作已經(jīng)給吳承恩寫《西游記》打下了堅實基礎。

　　由宋至明，取經(jīng)故事在戲劇舞臺上也得到搬演。宋元南戲有《陳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皆佚。元代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jīng)》雜劇，亦僅存少量曲文。元末明初則有無名氏的《二郎神鎖齊天大圣》雜劇和楊景賢的《西游記》雜劇，劇中某些情節(jié)與吳承恩《西游記》相似，但孫悟空的形象并不突出，且未脫掉妖氣。不論這些劇作跟吳承恩《西游記》有無直接聯(lián)系，它們至少可以證明吳承恩創(chuàng)作《西游記》以前，取經(jīng)故事已經(jīng)眾手加工而以各種形式長期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孫悟空的形象，也經(jīng)歷了一個同樣漫長的演變過程。吳承恩的家鄉(xiāng)，自古淮水為患，很早就產(chǎn)生了與治水有關的神話傳說。無支祁就是大禹治水時收伏的一個淮渦水神，他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猴精，后來被鎮(zhèn)鎖在淮陰龜山腳下。唐代李公佐所作傳奇《古岳瀆經(jīng)》里記載了這一傳說。從宋元話本《陳巡檢梅嶺失妻記》和元明雜劇《鎖齊天大圣》、《西游記》以及明人宋濂的《刪古岳瀆經(jīng)》中，可以看出無支祁傳說演化的痕跡。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明吳承恩演《西游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于孫悟空，于是禹伏無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第九篇），指出了無支祁的傳說跟孫悟空形象創(chuàng)造的關系。

　　吳承恩就是在前代傳說和平話、戲曲的基礎上,將無支祁傳說跟取經(jīng)故事結合到一起，并熔鑄進現(xiàn)實生活的內容，創(chuàng)作出這部規(guī)模宏大的杰出神話小說《西游記》的。《西游記》改變了原取經(jīng)故事濃厚的宗教色彩，完成了新的深刻的社會主題；塑造了性格鮮明、血肉豐滿、理想化的神話人物形象;創(chuàng)造了生動豐富的故事情節(jié),完成了完整宏偉的藝術結構。《西游記》是吳承恩創(chuàng)造性藝術勞動的結晶。

　　《西游記》的思想內容　《西游記》全書的內容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包括第1回至第7回。寫孫悟空的出身和大鬧天宮故事。第二部分，包括第 8回至第12回，寫唐僧身世、魏征斬龍、唐太宗入冥故事，交代取經(jīng)緣由。第三部分，包括第13回至第100回,寫孫悟空皈依佛門,和豬八戒、沙和尚一起保護唐僧到西天取經(jīng),一路上跟妖魔和險惡的自然環(huán)境作斗爭，經(jīng)歷九九八十一難，終于取到真經(jīng)，自己也成了“正果”。

　　大鬧天宮的故事，生動地塑造了一個蔑視皇權、神通廣大、敢于造反的孫悟空的英雄形象，表現(xiàn)了作者對反抗傳統(tǒng)、反抗權威、蔑視等級制度等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爭精神的熱情歌頌。第二部分在結構上起一個過渡和聯(lián)結的作用，在思想上表現(xiàn)了較明顯的宗教迷信的觀念。第三部分取經(jīng)故事，由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lián)的41個小故事組成，著重表現(xiàn)孫悟空斬妖除怪、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積極樂觀的斗爭精神和美好品德。

　　大鬧天宮故事和取經(jīng)故事，在題材內容和主題思想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和矛盾。但由于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貫性，斗爭對象和情勢的變異并未影響到小說思想內容的大致統(tǒng)一。孫悟空因法力不及如來佛,造反失敗,被鎮(zhèn)壓在五行山下,后來皈依佛門,遵奉神佛的意旨保護唐僧到西天去取經(jīng)。他出于“強者為尊”的思想而反抗神權，終因較量之后變成相對的“弱者”而不得不屈服于神權。但孫悟空在思想上并沒有真正成為一個謹守教義的虔誠佛教徒，最后成為“正果”也還是“斗戰(zhàn)勝佛”，斗爭精神始終是孫悟空的寶貴性格。當然由于題材本身的宗教性質和作者的歷史局限，不能不受到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影響，取經(jīng)故事未能褪盡因襲的宗教色彩，孫悟空的反抗精神也不能與大鬧天宮時相提并論，作者還不可能完全克服前后兩部分之間的思想矛盾。唐三藏取經(jīng) 選自明代萬歷三十六年刻本《臨凡寶卷》插圖

　　《西游記》通過神話的形式，表現(xiàn)了豐富的社會內容,曲折地反映出現(xiàn)實的社會矛盾,表達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孫悟空身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反抗專制壓迫、戰(zhàn)勝邪惡和征服自然力的強烈愿望；孫悟空積極樂觀、勇敢無畏、不怕困難、敢于斗爭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富有斗爭傳統(tǒng)的中國人民歷史生活的土壤之中，是中國廣大人民群眾長期斗爭生活的藝術概括。它是理想和現(xiàn)實相結合的產(chǎn)物。斬妖除怪成為書中的突出內容，取經(jīng)的目的在整個藝術描寫中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僅僅具有象征的意義。“濟困扶危，恤孤愈寡”，嫉惡如仇，為民除害，孫悟空身上具有和《水滸傳》人物相通的品格，這是現(xiàn)實社會階級對立的產(chǎn)物。在前后兩部分中，作為孫悟空對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義的性質。小說揭露了天宮神權統(tǒng)治的腐朽，玉皇的昏庸無能、兇殘暴戾，是人間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投影。取經(jīng)路上妖魔鬼怪的兇狠、陰險、淫惡，反映了現(xiàn)實社會中黑暗勢力的共同特征。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對立面，孫悟空才成為受到人民喜愛的跟邪惡勢力作斗爭的大無畏的英雄。小說所反映的社會意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小說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表明了作者吳承恩對傳統(tǒng)的宗教題材進行了成功的改造，熔鑄進了豐富的現(xiàn)實生活內容。

　　孫悟空在跟妖魔作斗爭中顯示了堅強的斗爭決心和高超的斗爭藝術，例如他善于透過迷人的假相認清妖怪的本來面目；他總是除惡務盡，從不心慈手軟；斗爭中注重了解敵情，知己知彼，克敵制勝，根據(jù)不同的斗爭對象，變換不同的策略和戰(zhàn)術，等等。凡此，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人民群眾長期社會斗爭經(jīng)驗的藝術概括。

　　《西游記》中寫了祭賽國、朱紫國、滅法國等九個人間國度，所用多為明代官制，國王又多是昏君，荒淫庸懦，寵信道士，這些也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批判意義。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指出：《西游記》“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tài)，加以鋪張描寫”，“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正確地概括了這部神話小說的社會意義和思想特色。

　　《西游記》在人物描寫上比較集中，不像《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那樣以塑造群象為特色。主要人物除孫悟空外，比較突出的是豬八戒和唐僧。豬八戒是一個有缺點而又令人喜愛的人物形象。他憨厚純樸，能吃苦耐勞，對敵斗爭從不屈服，是孫悟空斬妖除怪不可缺少的助手。但他貪饞好色，自私偷懶；對取經(jīng)事業(yè)缺乏堅定性，一遇困難就要散伙回家；嫉妒心強，好撥弄是非。他的小聰明具有一種憨厚本色的特點，作者對他弄巧成拙的嘲笑，表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生活中小生產(chǎn)者落后意識的善意批評。唐僧是一個帶有濃厚封建士人氣質的人物，作者對他是批評多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條和封建禮教，乃至迂腐頑固，而又膽小懦弱，而且常常誤信讒言，顛倒是非，無理責罵和殘忍地處罰為取經(jīng)事業(yè)建立了巨大功勛的孫悟空。唐僧由一個被歌頌的人物，變成一個被諷刺嘲笑的對象，這一點是《西游記》和傳統(tǒng)的取經(jīng)故事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

　　《西游記》在思想內容上還存在一些糟粕，這主要是：佛法無邊的思想；宿命論觀念和因果報應思想；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以忠孝為主要內容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等等。明代萬歷二十年世德堂刻本《新刻出象宮板大字西游記》

　　《西游記》的藝術成就　《西游記》在藝術上有鮮明的特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塑造了孫悟空這樣一個理想化的神話英雄形象，這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獨特的創(chuàng)造。書中的許多人物，既是神奇的，又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感，這在古代神魔小說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神性(幻想性)、人性（社會性）、物性（自然性）三者的有機結合，是《西游記》人物塑造的一個突出特點。

　　《西游記》創(chuàng)造了神奇絢麗的神話世界，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天上地下，龍宮冥府，人物的活動有廣闊的天地，可以無拘無束地充分施展其超人的本領。情節(jié)生動、奇幻、曲折，表現(xiàn)了豐富大膽的藝術想象力。

　　《西游記》的語言生動流利，尤其是人物對話，富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富有濃烈的生活氣息，表現(xiàn)了一種幽默詼諧的藝術情趣。吳承恩善于提煉人民生活中的口語，吸收它的新鮮有力的詞匯，利用它的富有變化的句法，加工成為一種優(yōu)美的文學語言。

　　影響和版本《西游記》在中國小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明代神魔小說的杰出代表,和《三國志演義》、《水滸傳》一樣，成為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古典小說名著。它問世以后即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

　　明代余象斗《四游記》中編入的楊志和41回《西游記傳》和萬歷間朱鼎臣的《鼎鍥全像唐三藏西游釋厄傳》10卷，實際都是吳承恩《西游記》的刪節(jié)本。明清兩代，續(xù)作、補作《西游記》的小說有多部出現(xiàn)，如明末董說撰的《西游補》16回,明末無名氏撰的《續(xù)西游記》100回,清初無名氏撰的《后西游記》40回等。《西游記》故事在清代還被改編為戲曲搬上舞臺，甚至還出現(xiàn)了《升平寶筏》那樣大型的連臺本戲。一直到現(xiàn)代,《西游記》故事仍然活躍在戲曲舞臺上，《三打白骨精》、《鬧天宮》、《芭蕉扇》等都是經(jīng)常上演而受到觀眾喜愛的劇目。

　　《射陽先生存稿》4卷,在吳承恩逝世后不到10年的萬歷十八年(1590)即刊印行世，但流傳極少。1929年于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fā)現(xiàn)的明刻本，可能是萬歷四十年以后經(jīng)過丘度增補的復刊本。1930年曾據(jù)原刻本鉛排出版，原刻本已運往臺灣。劉修業(yè)據(jù)1930年鉛印本重加輯校，易名為《吳承恩詩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書中收入陳文燭序、吳國榮跋和李維楨敘。另有劉氏所輯的《吳承恩詩文事跡輯錄》等附錄4種。

　　現(xiàn)存《西游記》最早的刊本是明萬歷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象宮板大字西游記》,20卷100回（北京圖書館藏有攝影膠卷）。隨后有萬歷三十一年(1603)書林揚閩齋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又有明崇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100回,國內今存兩部，分別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和河南省圖書館，日本也有藏本，存內閣文庫。河南省中州書畫社有校補影印本。清代又出現(xiàn)多種版本，主要有：清初刊本《西游證道書》；康熙丙子(1696)刊本《西游真詮》；乾隆戊辰(1748)晉省書業(yè)公記刊本《新說西游記》，乾隆己巳(1749)其有堂刊本《新說西游記》；嘉慶己卯（1819）護國庵刊本《西游原旨》；道光己亥（1839）德馨堂刊本《通易西游正旨》等。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為底本，參校清代各種刻本整理而成。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刊行二版，在初版基礎上，復以明崇禎間刊《李卓吾批評西游記》本參校，并將初版據(jù)“書業(yè)公記”本增補的唐僧出身故事的第9回改作附錄,恢復世德堂本第9至第12回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