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學家。字從之，號慵夫，入元自稱滹南遺老。真定□城（今河北藁城）人。早年盡力于學，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劉中為師。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經義進士，官□州錄事，歷管城、門山縣令，皆有善政。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間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實錄》；書成，遷平涼府判官；不久召為左司諫，后轉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金亡北歸，隱居鄉里以終。他頗有政治才能，然而由于多年居于閑散的位置上，沒有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為人滑稽多智，而能雅重自持，謀事詳審。

　　王若虛是金代的重要學者，精于經、史、文學，獨步一時。元初文學家李冶在《〈滹南遺老集〉序》中指出：“今百余年,鴻生碩儒,前后踵相接�？计渥�著，訇磕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唯于議論之學，殆為闕如”,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在學術上的獨特地位。其經學、史學和文學批評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所著《滹南遺老集》中。此書共45卷，包括《五經辨惑》2卷,《論語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記辨惑》11卷，《諸史辨惑》2卷，《新唐書辨惑》3卷，《君事實辨》2卷，《臣事實辨》3卷,《議論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雜辨》1卷,《謬誤雜辨》1卷,《文辨》4卷，《詩話》3卷,雜文及詩5卷。其學術論著部分，辯難駁疑，不落窠臼，對漢、宋儒者解經之附會迂謬以及史書、古文句法修辭之疏誤紕漏，多有批評訂正。其《文辨》、《詩話》專門論文論詩，雖未形成完備的體系，卻從始到終，觀點鮮明，有不少獨到見解。

　　王若虛的文學理論，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形式主義文風的。在金代文壇上，某些作家競靡夸多、追奇逐險的傾向比較突出。王若虛以理論家的器識和膽略，與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論爭。在文學和生活關系的看法上，王若虛主張寫“真”去“偽”，反映客觀現實，以為“哀樂之真，發乎情性”（《詩話》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有鑒于此，象羅可的詠雪之作“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他就直以“假雪”斥之（《詩話》中）。對于主張“無一字無來處”和以“經史雅言，晉宋清淡”作為詩文素材的黃庭堅，他也進行了批評,指出其“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作詩方法不過是“剽竊之黠者”(《詩話》下)。其實黃庭堅的“點鐵成金”,就是用古語來達意表情,不完全同于剽竊。這在蘇軾詩里已是鋪排古典成語。但王若虛只對蘇軾的“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江行唱和集敘》）以及“有為而作”（《鳧繹先生文集敘》）等主張，推崇備至。對主張“情發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的詩作，則認為“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詩話》上），“妙理宜入人肺肝”（《論詩》）。在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上，王若虛同意周昂的主張：“文章以意為之主，字語為之役”（《詩話》上），“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文辨》四），把思想內容放在突出的地位；強調“辭達理順”（《詩話》下）、“渾然天成”(《詩話》中)，對于“不求是而求奇”(《詩話》中)、“不求當而求新”(《詩話》下)的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指出“凡文章須是典實過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始為知本末”（《文辨》四）。但是，形式主義的影響在王若虛身上也偶爾有所流露，比如他對司馬遷的評價就失之偏頗。他曾說過:“司馬遷之法最疏,開卷令人不樂”（《文辨》一）；又說：“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同前）從而暴露了他的理論的不徹底性。

　　王若虛的詩文創作亦頗為可觀。周昂在評論時人之文的時候曾經指出：“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劉祁《歸潛志》卷十）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當；其詩以白居易為法，崇尚自然，能曲盡情致。其創作實踐和理論能保持一致。

　　所著《滹南遺老集》45卷,續1卷，有《四部叢刊》影舊鈔本、《叢書集成》本。《滹南詩話》3卷,有《歷代詩話續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霍松林等校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