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代學者對它作了許多輯集、考訂、注釋和評論工作，寫下大量論著。兩千年來，《楚辭》的研究大致可分四個時期。

　　兩漢時期　兩漢是《楚辭》研究的開創時期。上承秦火之余，重點在于搜輯、整理和著錄楚辭作品；注釋工作，剛剛打下基礎；對屈原的評價，意見頗有分歧。

　　西漢前期，屈原作品已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劉安和司馬遷。劉安撰有《離騷傳》，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寫下專著的第一人。《離騷傳》已失傳，據《史記·屈原列傳》里殘存的片斷來看，其中有評文論史的總敘；據班固《離騷序》所援引的部分來看,其中又有釋義考典的注解,這些都為后世的屈原研究開辟了道路。至司馬遷撰《史記》，不僅親臨屈原自沉的汨羅江，憑吊遺跡,訪察行事,更研讀了《懷沙》、《漁父》、《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詩篇，寫出了第一篇記述屈原生平事跡和描寫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傳》。

　　西漢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已開始注意楚辭的音讀問題(《漢書·王褒傳》)。西漢后期，劉向父子典校秘閣遺書，校定“屈原賦二十五篇”，著錄入《七略》，這是對屈原作品進行校讎的開始。劉向和揚雄都撰有《天問解》，其書不傳。據王逸《天問敘》說,他們都是對《天問》中的“奇怪之事”,“援引傳記以解說之”,可見劉、揚對屈原作品的注釋考訂工作,在劉安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東漢時期，班固、賈逵，都撰有《離騷經章句》（王逸《離騷敘》）。馬融也撰有《離騷注》（《后漢書·馬融傳》），其書皆不傳。賈、馬為經師,班氏為史家，其內容當既有訓釋,又有史評。這從賈、馬之說經及班固所留下的《離騷序》可以想見。但王逸曾說到班、賈只注《離騷》，“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說”（《離騷敘》。馬融《離騷注》當然也是如此。看來直到東漢中期，學術界對屈原作品尚未展開全面研究，重點仍在《離騷》、《天問》的注釋上，至于《楚辭》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對《楚辭》進行全面探討的是東漢末王逸，他著有《楚辭章句》17卷，內容包括訓詁、校勘、釋義、考史、評文等各個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辭》研究專著。

　　這一時期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劉安、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等，意見有分歧，而其中針鋒相對的是劉安與班固。劉安《離騷傳》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評論屈原則謂“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也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觀點衡量屈原，認為“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

　　魏晉至隋唐時期　這一時期，楚辭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影響極其廣泛，而在研究方面卻處于低潮，專著寥寥無幾,但注釋、音讀、文論等個別論著，從質量上看,仍然有所發展。明代正德刻本《楚辭章句》

　　繼王逸《楚辭章句》之后，晉代郭璞有《楚辭注》3卷。郭氏乃訓詁學大家，曾注過《爾雅》、《方言》，又博極群書,廣搜異聞,注過《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他的《楚辭注》已佚，但從諸書所引或互見于郭氏其他書注中的部分看,其訓詁名物方面,足資參考處頗多，對王逸舊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賦》以為“任石”義同“懷沙”，《山海經·中山經》注以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與王逸注不同。另外,《隋書·經籍志》還著錄南朝劉宋何偃《楚辭刪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參解楚辭》7卷，今皆亡佚。

　　這一時期開始出現楚聲研究的專著。據《隋書·經籍志》所載,晉代徐邈有《楚辭音》1卷。劉宋諸葛民有《楚辭音》1卷，孟奧有《楚辭音》1卷，隋代釋道騫有《楚辭音》1卷，闕名氏《楚辭音》1卷。音讀著述的繁多，反映了當時對《楚辭》諷誦吟詠的盛況。但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發現道騫的《楚辭音》殘卷。據《隋書·經籍志》稱,道騫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從殘卷考察，道騫音切多異，而用楚方音讀韻腳以取得葉韻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關于屈原評價問題，梁代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具有極大的影響。他折中諸家，獨標己見，明確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在文學發展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在藝術上則達到了“驚彩絕艷，難與并能”的高度，有意糾正評論家“褒貶任聲，抑揚過實”的弊病。但劉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經義”為評價屈原作品的標準，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時期　這是《楚辭》研究的空前興盛時期，校勘、訓詁、韻讀、文論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訓詁，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為此后的研究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校勘方面,自劉向的校讎,王逸的正誤之后，一個長時期內沒有出現過專著。宋代洪興祖始撰《楚辭考異》一書。此書所參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當時諸名家校本,盡行收錄,考其異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洪興祖所參校的,有蘇軾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歐陽修、孫覺、姚廷輝諸家本。尤其可貴的是，現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辭釋文》，在洪興祖《考異》中被引用70余條，其中異文最多，足資考證。《楚辭考異》一書原為單行，后人將它分竄于洪氏的《楚辭補注》中，單行本已失傳。清末的劉師培,又于古本《楚辭》之外，參以諸書所引,撰《楚辭考異》17卷，為研究《楚辭》者所必讀。

　　訓詁方面，洪興祖《楚辭補注》，是為了補王逸注的不足。實則既有補缺,也有糾誤。明訓詁，考名物,援引賅博，取證詳審，頗為學術界所推重。至于清代戴震《屈原賦注》，則以精審謹嚴見稱。又朱駿聲《離騷賦補注》,亦頗精于訓詁。但戴書以訓詁明大義見長,朱書則重訓詁并及語例,各有特點。至于清儒的零箋散札,也有很精當的。如王念孫的《讀書雜志馀編·楚辭》、俞樾的《俞樓雜纂·讀楚辭》等，在訓詁名物上發前人所未發。為《楚辭》研究提供了新的論據。此外，如馬其昶的《屈賦微》，對前人注解，采擷極廣，又能抒以己見，為清代研治《楚辭》的后勁。

　　屈原作品有文內之意,又有言外之旨。歷代學者,在探索上曾下過不少工夫，但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辭章句》，除訓詁名物外，微言大義，亦時有解說。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對訓詁名物補充較多，而微言大義方面，則發揮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辭集注》，對屈原作品不僅釋其詞，而且發其微。在這方面，他確實提出了不少創見，但也有不少迂曲附會之處。明人通釋大義之作頗多，卻往往陷于空疏。即使一些較有價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黃文煥《楚辭聽直》8卷,對屈賦作時作地多有考訂，頗有創見。但此書所述義理，也多以己意為轉移。明清之際王夫之的《楚辭通釋》，略于訓詁而詳于闡義，其成就與朱熹相近。

　　音韻方面，由前一時期以便于吟詠為目的的音讀派，逐漸發展為這一時期科學的古韻學。本來道騫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葉韻,其態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濫無歸，如朱熹注《楚辭》，隨句改讀，“一字數葉”。明代陳第的《屈宋古音義》出，始主張“發明古音，以見葉音之說謬也”（《屈宋古音義·凡例》）。清代古韻學大盛，其中以江有誥的《楚辭韻讀》較精，他分屈宋韻部為21部，跟王念孫的《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的分部之說最相近。江氏的結論，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評論方面，向無專著，漢魏以來多以單編散簡出現，所以這一時期的輯錄之書漸多。首先是宋黃伯思的《翼騷》,上自《史記·屈原列傳》,下至宋代陳說之《序》，錄為1卷,其書已佚。明代歸有光的《玉虛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輯錄諸家評語為特色。蔣之翹的《七十二家評楚辭》，搜羅更廣。但其中明人多以評點時文的手法來評說,可取的較少。清劉熙載《藝概》卷三《賦概》述及楚辭,雖篇幅不多,而語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為文論方面的佳作。

　　史實考證,盛于清代,但對屈原生平的考證，多散見于專著之中。在這方面，清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很有代表性。書中首先據《屈原列傳》、《楚世家》，詳考事跡經歷；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點來探究放流涉足的遠近，并對屈辭的寫作時地有所論列。雖有附會之處，但翔實的居多。此外如鄒漢勛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陳□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楚辭》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歷史上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除了繼承清代樸學在考證方面有所發展、有所前進而外，更重要的收獲，是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屈原及其詩篇作出新的評價。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聞一多《楚辭校補》、《楚辭新義》，游國恩《楚辭概論》、《楚辭論文集》以及他所主編的《楚辭注疏長編》（已出《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姜亮夫《屈原賦校注》，劉永濟《屈賦通箋》、《箋屈余義》等。

　　總之,兩千多年來，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楚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仍有不少的遺留問題，有待進一步去作鉆研。例如：由于年代久遠所造成的文字語言上的障礙，還沒有完全清除；當時流行于南楚的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真相還很模糊；作品寫作的時、地問題，還有爭論；某些篇章的真偽問題，認識還不統一，等等，而在楚辭的文學評價問題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