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華僑老教師看中國“撤點并校”
　　一刀切政策忽略了“方便學生就近入學”這一前提
　　一位在美國工作生活近40年的華僑，針對中國農村的教育現狀發出呼吁——重新審視“撤點并校”！
　　20多年來，這位早年畢業于美國南加州大學、本該享受退休生活的老太太足跡遍布中國貴州、云南、寧夏、山西、河北、內蒙古等10多個省份的貧困農村及學校，見證了“撤點并校”給貧困農村帶來的巨大變化。
　　這位名叫楊貴平的老人，已經年近古稀，在美國從教數十年。最近幾年間，這位慈祥的老人將對“撤點并校”的擔憂時時掛在嘴邊——裁撤生源少、設置在偏遠地區的教學點，將幾個學校合并成一個中心校，以集中優勢教學資源，這一政策雖然有著良好的初衷，但實施過程中的簡單的一刀切，導致了一些農村孩子失學，進而導致農村的凋敝和鄉土文化的瓦解。
　　落實政策重點放在了“撤點并校”，忽略了“方便學生就近入學”這一前提
　　教育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1998年到2007年，全國小學數量減少了47.50％。在撤并過程中，撤并力度最大的恰恰是貧困山區的小學。
　　楊貴平注意到，許多地方的教育部門，在響應“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政策時，重點放在了“撤點并校”，而往往忽略了“方便學生就近入學”這一前提。
　　山西呂梁是楊貴平幾乎隔一兩年就要去一次的地方，2005年一則關于該地區的報道顯示，“短短兩年，農村小學由205所調整為94所，復式班和單人校全部取消”。
　　報道沒有提到的是，這些被撤并的學校多在邊遠貧困地區，多為一村一校，村與村之間距離遠。把學校撤并的直接后果是，這些村的孩子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要長途跋涉離家住校。
　　事實上，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就曾指出，農村小學和教學點“要在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適當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學點，防止因布局調整造成學生輟學”。
　　在各地調查時看到的一些現象讓楊貴平心痛，“撤點并校后，一些地方學校布局不合理，許多小學沒有住宿條件，小學生每天要跑四五里路上學；山區一些寄宿制中小學，學生上學路程多數在15公里左右，有的甚至有30多公里。為了安全，有的孩子由家長常年接送，有的由母親隨同租房陪讀，有的家庭舉家搬遷，既影響生產，又增加負擔。也有一些農民干脆勸孩子退學，務農或打工。”
　　楊貴平至今清晰地記得，在貴州走訪時聽到的一個七八歲小女孩的哭泣：“好遠哦，走得腳痛，怕！”
　　北方一個貧困縣的教育局局長對此深有同感。這位局長告訴楊貴平，自己無力改變政策，但是在自己的任上，學校肯定不會撤，“因為孩子太小”。
　　然而3年后，這位局長退休，這個縣就加快了撤并的步伐。
　　在中心校上學，費用比村小高得多
　　從2001年起，“兩免一補”政策開始在農村教育中逐步實施，“兩免“是免書本費、免學雜費，“一補”就是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
　　然而，楊貴平調查時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兩免一補”后，很多農村家庭的教育費用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原因就是撤點并校”。
　　楊貴平為“撤點并校”前后農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做了一次精確的統計。
　　在河北省某縣，李村小學是中心校，輻射周邊多個村落，很多學生寄宿；而張村小學實行就近入學。調查顯示，住宿制學生年消費1580元，包括住宿費140元，吃飯1300元,交通費240元；而就近入學學生每天在家里住宿、吃飯，年支出只需要440元，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在人均收入不足700元的貧困農村，“饅頭一個1元”，這樣的數字讓楊貴平心驚肉跳，學生如何負擔得起中心校高昂的伙食費？
　　“餓，沒有錢買。”楊貴平訪問過河北一個小學的學生，這個8歲的孩子，說著說著眼淚就流了下來。
　　在一些中心校，因為學生突然增加，學生宿舍一下子變得非常短缺。
　　楊貴平在調查中常常看到這樣的場景：幾間教室改成宿舍，地是泥巴地，窗子沒有玻璃，一張破舊的木板床上，要睡兩三個孩子。學生們自帶的被褥多半單薄破舊，到了冬天根本無法抵御寒冷。
　　在楊貴平走過的地方，很多孩子才只有七八歲，一切生活都要自理。一些地方甚至沒有食堂，沒有人為學生做飯，住校的學生每人自帶一個小爐子，清早起來，用自帶的樹枝燒火做飯，天天吃白飯和酸菜湯。
　　有些父母為了照顧孩子上學舉家搬離故土。在山西，一些家長告訴楊貴平，“如果在鄉下還有地可以種，現在到了大村鎮，沒有辦法，只有下煤窯。”
　　與中心校的擁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已經落寞的村小。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農村學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學，鄉鄉有初中”為原則。許多縣教育部門規定學校要在村莊2.5公里之內，以便學生就近上學。
　　而今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小，或被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了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據湖北的媒體報道，湖北省一革命老區在眾多愛心人士的資助下，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學，而今58所小學或賣給農民種莊稼、養豬養雞，或作為村委會辦公之用，或一片荒蕪。
　　“這在湖北省乃至全國都不是孤例。”她說。
　　學到的價值觀是“農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
　　除了生活上的困擾，學生在中心校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中國學校的通病——應試教育。
　　“撤點并校”的目的是整合有限的教育資源，讓偏遠山區的孩子能夠享受到優質教育。而這種優質教育通過什么體現出來呢？楊貴平發現，學生的分數是唯一的答案。
　　寄宿在中心校，孩子離開了父母，離開從小生長的鄉村，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一個封閉式的教學環境中。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和不到兩個小時的課間休息及運動，其他的時間就是背書、做作業。
　　所有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有一個好成績，以后可以考上高中，上大學”。
　　然而，許多農村老師反映：“不管我們怎么拼命，學生成績還是上不去，課文太深，和學生生活不結合，學起來困難。”
　　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深入中國農村的楊貴平有著這樣的觀察：農村的孩子早當家，四五歲就要開始幫著父母做各種家務和農活，燒飯、帶弟妹、挑水、喂豬、種菜等等。在勞動中，孩子逐漸學到許多實用的知識和技能，培養了勤勞、動手的習慣，也培養了對土地、對自然、對家鄉的感情。
　　可當孩子們集中住校以后，每天面對的就是課本，學到的價值觀是“農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老師畫給學生的遠景和學習的動力是離開農村。
　　“學生們變得越來越輕視勞動，不會勞動。”一些家長在接受楊貴平訪問時常常感慨，“讀書越多越懶，越不會干活。”
　　在楊貴平看來，在農村，沒有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教育標準，只有應試一個目標，只會給農村帶來災難。
　　鄉土中國走向凋零
　　多次的實地調查讓楊貴平見證了一個個中國村落的凋零。
　　山西黃河邊的一個小村莊，原有100多戶人家，村里有個小學。學校被撤了后，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讀，僅僅兩年間，就有30多個家庭搬走了，搬走的農民離開了家園，土地也荒廢了，“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貧困，最沒有辦法的。”
　　一個北方鄉村，村里原有的一個小學有一至五年級。撤了五年級后，9個家庭隨上學的孩子搬走了。四年級學生的家長，也有十幾家準備搬走。村主任眼見學校辦不下去，村子就要死了，于是四處奔走，希望能保住學校，保住這千年的古鎮。
　　對于這種變化，楊貴平有著更深刻的思考。在她看來，學校就是一個村莊的中心，學校的老師是最被尊敬的，孩子則給鄉村帶來了歡樂和希望。撤了學校，村里沒有了中心，多數時間里沒有7歲以上的孩子，一些年輕父母也隨著孩子離開了村莊。
　　“一個村沒有了學校，沒有了孩子，沒有了年輕的父母，也就漸漸走向了衰亡。”
　　楊貴平對此充滿憂慮：孩子六七歲就離家住校，在封閉的環境里接受應試教育。可10年寒窗苦讀后，能考上大學的不到10％，但這些孩子很難再回到農村。而離開土地的父母，在城鎮找到長期穩定收入的機會同樣渺茫，他們再回農村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這些孩子，這些父母，以及逐步走向衰落的村莊，他們的前途在哪里？